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的“万万火急”电令。通道转兵纪念馆供图

  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失利，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已十分困难。9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苏区内人力、物力日渐匮乏，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没有可能，突围转移已势所难免。10月10日晚，苍茫暮色笼罩瑞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一

  确定转移后，毛泽东同志从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向中革军委建议，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张闻天、王稼祥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扭转当时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恶性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走不动路。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体内。转移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转移开始时这种特殊的状况，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

  他们一路相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交谈。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中央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转移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广昌保卫战惨败的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30多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1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湘粤边界的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即部署围追堵截，调集25个师的兵力，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沿岸，精心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天险，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与优势敌军苦战5昼夜，终于渡过湘江。湘江战役后，红军虽绝地重生，但损失惨重，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过了湘江，中央红军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困难。天上是国民党军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的袭扰。

  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通道县位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是通往大西南的要地。宋崇宁元年，在此设罗蒙县，翌年又改为通道县，取其“交通南北”之意。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五六倍的重兵张网以待。

  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去。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选择。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派系林立，割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2、红6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赞同和支持，这在当时情况下意义非同一般。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实权派；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凭借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与毛泽东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同红2、红6军团会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二

  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举行紧急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这次会议被称为“飞行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据邓颖超回忆：此次会议是在通道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贵州去。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并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耐心细致地晓以利害，说明红军主力如果此时北上湘西，是自投罗网之举，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同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李德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方针，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不再固执己见。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而决定调整行军路线，即西进贵州，随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2、红6军团。当天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在此电中，中革军委一并部署了各部13日继续西进的计划。

  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虽然只是对行军路线作出调整，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也引起了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深入思考，为随后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毛泽东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自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省宁都县境内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通称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就未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据康克清回忆：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央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老总（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成为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在通道会议上进行的这次讨论，正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三

  当事人李德多年后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川黔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2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不难看出，这段话字里行间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指责。但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读出通道会议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13日，中革军委急电各军团及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红1军团第1师打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县城，赢得了部队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一家名为“胡荣顺”的店铺内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回忆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通道会议就是通向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褚银）